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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贤能体制与中国经济发展_资讯频道_凤凰网

2014年4月23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北京师范大学发表题为贤能体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演讲。姚洋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核心问题不仅在于是否进行市场化改革,而是中国政府要更有效,也更尊重贤能,采取更为有效的政策。姚洋指出,中国之所以能施行合理的政策,在于中国有以绩效考核为基础的竞争体制。这种体制保证选拔出的官员,无论腐败与否,都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而不是如印度那样连锅端的腐败。在姚洋看来,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其合法性来自于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种中性有利于一切好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姚洋认为执政党非常务实,中国式的务实主义有两个特点,第一是手段的合法性,基本上可以用结果的好坏来判断,另外一个特点是没有永恒的真理,十一届三中全会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支持了长期改革的哲学基础。改革能采取适宜的经济政策,可以归因于共产党在国家架构中起到了一个集体君主的作用,但又绝对不是独裁者,对社会的治理是集体决策的过程;一个国家在和平时代对官员的挑选是最重要的,共产党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挑选官员。另一方面,姚洋也指出现有官僚体制的问题,比如,政府无处不在,国有经济占的比重太大,导致私人经济受到挤压;政府责任太大,造成的结果是谁的声音大,谁拿到的东西就多。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府花费了巨大的代价;整个国家官僚化倾向非常严重,等等。如果我们看一下二战之后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情况,就会发现真正实现赶超的经济体是极少的,大概也就是11个左右,而这11个经济体一半以上是在东亚,如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地。经济赶超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情。二战之后,世界上的独立国家大概有二百七八十个,除了五六十个发达国家,其它都是欠发达国家。这么多欠发达国家里,只有不到10%的国家或地区,真正的赶上了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还没有达到美国的水平。所谓赶上发达国家水平,是指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45%。而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45%的国家或地区,实际上在全世界还是少数。能从二战之后的一个低收入国家,短期之内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更少了。马来西亚在60年代发展的很好,收入增长比较快,但是直到今天,它还没有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方面,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差距已经很小,我们去年的人均GDP已将近7000美元,马来西亚并没有比我们高多少。但是如果回到60年代,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比我们高得多,在70年代、80年代初甚至是我们的五六倍。马来西亚的各种指标,都符合成为发达国家的条件,为什么马来西亚没有成为发达国家呢?关于这个问题,我问过马来西亚出生的的华人经济学家。他认为是因为马来西亚长期歧视华人,把最具生产力的这部分,也就是华人给打压下来。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具备各种好的素质,但有一个决策没有做对,就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说中国30年来的高速增长是一个奇迹,一点都不为过。这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是中国,或者为什么是这11个经济体能做到高速的经济发展,那是因为它们将事情都做对了。如果到非洲最穷的国家去,会发现他们用的教科书跟美国的教科书没什么差别。他们不是不懂经济学原理,核心的问题是他们没有采纳这些好的政策。对于我国在过去30年在经济增长上取得的成功,如果要给出一个政治经济学解释,一个简单回答是我们搞了市场化改革。但是不要忘记,很多国家都搞了市场化改革,但经济却没有高速发展。中国跟印度的经济表现不同,核心问题不在于谁搞了市场化改革,而在于中国政府比印度政府更有效,也更尊重贤能。我们有一个以绩效考核为基础的竞争体制,这种体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首先简单说一下贤能体制的历史和改革开放之后贤能体制的回归。很多人将贤能体制追溯到科举制度,实际上还可以再往前追溯到东汉时期的公推制度。尽管科举制度后期阻碍了社会发展,但它的确使古代社会具有了很大的流动性,有一句话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这个意思。中国人对于社会的管理是很在行的。共产党执政之后,刚开始具有很高的声望,毛泽东在第一次政协会议上的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不是一句空话。如果用尺子丈量历史,以一年为一个刻度,我们的转折点是1978年,如果这把尺子的刻度是50年,那么我们的转折点绝对是1949年。在1949年之前我们一直是在衰退的,1949年之后开始追赶。那个时候的共产党有自己的合法性,但是由于一系列的失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差点毁掉了整个中国。1976年的四五运动是人民觉醒的标志,说明共产党的合法性出现了问题。幸亏有了邓小平和改革开放,把党的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就说明合法性来自于党的表现,要不停创造新的东西。苏东剧变之后,这个想法就愈发强烈。我们的政党越来越理性化了,退休制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苏联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的就是老人政治,年轻人根本没有登上政治舞台的通道,邓小平因此提出要把位置让给年轻人,到今天基本上是严格执行退休制度,领导人到了年纪必须退下去,把位置让给年轻人。另一方面,我们制定政策的过程也越来越理性化,官员选拔系统选出的人越来越有能力。我认为网友总是盯着公务员的的养老金问题是不对的,公务员的工资那么低,再没有养老金,长期下去就没有人再愿意当公务员。事实上,我们的中央政府还不够大,应该裁乡镇一级,增加中央这一级。另外,在整个决策过程中,有一些或隐性或显性的规则。事实上,党内变得非常务实。中国式的务实主义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手段的合法性,基本上可以用结果的好坏来判断,另外一个特点是没有永恒的真理,十一届三中全会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支持了我们长期改革的哲学基础。我的看法是,共产党在国家架构中起到了一个集体君主的作用,但它绝对不是一个独裁者,对社会的治理是集体决策的过程。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在和平时代对官员的挑选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共产党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挑选官员。有了这样的前提,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能采用几乎所有好的经济政策。为什么中国政府能变成一个中性政府而不是小集团政府?我想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原因。如果观察一下全世界的情况,会发现民主国家内部的经济表现差异比较小,但是非民主国家的经济表现差异非常大。现在被大家广泛接受的解释是制度的原因,很多人认为制度是决定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如果做这样一个实验,把好的制度带到一个刚刚离开原始社会的国家,这个国家能发展起来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这说明人力资本起着更加关键的作用,制度可以用很短的时间改变,但人力资本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同时,社会结构的匹配也是重要的。如英国的光荣革命确立了资产阶级的地位,资产阶级开始掌管议会,资产阶级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因此表明先进生产力要匹配一定的政治权力,否则国家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智利的统治者皮诺切特是个残酷的独裁者,在任期内他表明要让智利成为资本家的国度,而不是无产者的国度,智利的经济发展非常快,在拉美国家深陷债务危机的时候,智利的经济增长平均达到7%以上。而东亚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比较平均。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的匹配比较平衡的时候,较为容易形成中性政府。再来讲中国的升迁问题。中央领导人在设计体系的时候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挑出来的人一定要有能力,否则指示贯彻不下去;另一方面忠诚度也很重要,不能形成对立面。关于升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在升迁方面,官员的经济表现是重要的,还有一个观点是政治观念更重要,升迁是一场政治游戏,不存在什么经济、能力的问题。我的观点是这两种因素都很重要。官员升迁不可能只讲关系,不讲能力。提拔上来的人肯定是比较有能力的,也包括一些贪污腐败的官员。我曾经做过相关统计,针对领导人的升迁信息做研究,发现把一个领导人从一个城市调到另外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经济表现会不一样,也就是说这个领导人是有用的。这也间接的为人力资本学派提供了证据,即人力资本还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体制也存在着很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政府无处不在,国有经济占的比重太大,导致私人经济受到挤压。我国的私人企业活动空间很小,创新精神也受到阻碍。另外我们经常提到软实力,事实上靠政府去提升国家软实力作用很小。政府不知道怎么去发动民间力量,也不放心靠民间力量去提升软实力。现在这种状况得到了改善,政府也希望靠民间人士去宣传中国,但不管怎么说,政府权力无处不在会影响软实力的提升。第二个问题是政府责任太大,造成的结果是谁的声音大,谁拿到的东西就多。所以现在如果想解决问题,就上街游行,造成了一种不正规的民主制度。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府花费了巨大的代价。另外,我们为了经济增长牺牲了很多东西,比如说自然环境。北京的雾霾自然不用说,还有很多我们没有看到的更严重的环境破坏,新华社统计山西有300万人因为采煤塌陷而无家可归。现在我们在搞新能源,各个地方都在进行煤制气,内蒙古为了实行煤制气,毁掉了几百平方公里的草原,煤制气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地方政府为了获得税收就牺牲了环境。此外,我国的经济结构也受到了很大伤害,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好跟地方政府的增长冲动非常有关系,最终还是合法性的问题。这个合法性不是党的合法性,实际上是选举的最高领导人在党内是不是有合法性。最后总结一下,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是在中央层面有一个比较中性的政府,保证了长期政策的贯彻实施,另外在执行这些政策时候,选贤任能。至少从此出发,可以给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谢谢大家。提问:现在的地方政府一把手基本都不是本地人,而且轮换频繁,他们可能是一味追求GDP,为了自己未来的升迁,不注重地方环保或者可持续发展,导致这种干部任用模式对整个社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您怎么看待这种干部制度?姚洋:这种干部制度和退休制度有关系。比如一个大学毕业生22岁进政府,一般是五年跳一级,你算一算他要从普通科员向上跳,不说到中央级,就是到省部一级,按照正常的五年一级,还没到这个级别,就已经到了退休年纪,所以肯定要缩短。比如在局一级,平均而言大概是3.7年,有一半低于3.2年,不到3.2年就调走了,或者有些就退休,所以这些与逐级选拔的制度是高度相关的,如果还继续这么做下去,怎么去改?或者干脆就打乱,或者有些人是不是可以隔级跳,从初级直接升正局级,绕过副局这一层,有些人看准了就提,可以让他在一个地方待长一点,否则就不可能待太长,按照现有升迁方式,三年左右就会调走,有些人屁股还没坐热就被调走了。姚洋:有学者提出以党国为核心来构建中国的国家架构,问题在于党是一条线,宪法是一条线,宪法定义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但是再往下看会发现,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国家能具体干什么并没有说清楚。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要么修改宪法,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党的工作内容,说白了就是给实权,而不是现在所说的虚权,党是领导一切,但怎么领导,实权干什么,都要写清楚,或者,再单独弄一个法律规定党与国家的关系,否则就会造成另外的结果,在宪法中可以看到党有一些实质性权力,但现实中党的权力又变了。现在我们都是靠一些不成文的规矩在那做,这可能是有问题的。姚洋:这属于非常经典的内容,也就是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要不要政府,政府在经济中能发挥什么作用。不说古代,因为古代太分散,一家一户就可以。现代社会大概没有政府是不行的,运转不下去,包括法院,大家都会同意社会是需要法院的,没有政府好多事情就没人组织。至于说官僚体系是不是应该多拿,我倒不觉得,难道我们这些人就不是社会需要的吗?如果社会需要我们,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多拿一点。相对而言,只能说政府官员是不是拿够了,如果要问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他们的收入还真的不够,比如财政部长楼继伟,以前他做过中投的董事长,当时大概一百来万的年薪,现在当部长,年薪20多万。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因为他是公仆,所以应该少拿一点,但他也是人,我倒不是说他应该拿一百万,是不是可以涨一点?总书记拿多少钱,我估计大概就是40多万,也很低,不能期待人家当了政府领导就该受穷,凭什么?当然,没拿够就去贪,这也不对,这就是犯法的了。很多事情不能一锅粥的都混到一起,到最后会什么也说不清楚,这个世界太复杂,每说一个问题都要给定一个前提,讨论另外的问题就要给定另外的前提。姚洋:首先,我觉得这种分类就有问题,你说西方是以民为本,中国是以国为本,我没看出来为什么中国是以国为本,西方是以民为主。美国的军事实力如此之强大,你说他不以国为本搞那么多军事干什么,为什么要跑到你的家门口侦察,美国沿着中国的海岸线全部安上了监听设施,海底全是电缆,他要保证每一艘船出去他们都知道。所以,说是为了民众,还是为了国家,这种分类本身就是错的。现在网络上的很多的言论,照葫芦画,挺像,似是而非的内容过多。说中国是以国为本,那民众的收入水平在过去二、三十年提高很多,能说只是发展了国家而民众就穷了,所以,这种说法完全是错误的。2014年4月23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北京师范大学发表题为贤能体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演讲。姚洋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核心问题不仅在于是否进行市场化改革,而是中国政府要更有效,也更尊重贤能,采取更为有效的政策。姚洋指出,中国之所以能施行合理的政策,在于中国有以绩效考核为基础的竞争体制。这种体制保证选拔出的官员,无论腐败与否,都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而不是如印度那样连锅端的腐败。在姚洋看来,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其合法性来自于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种中性有利于一切好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姚洋认为执政党非常务实,中国式的务实主义有两个特点,第一是手段的合法性,基本上可以用结果的好坏来判断,另外一个特点是没有永恒的真理,十一届三中全会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支持了长期改革的哲学基础。改革能采取适宜的经济政策,可以归因于共产党在国家架构中起到了一个集体君主的作用,但又绝对不是独裁者,对社会的治理是集体决策的过程;一个国家在和平时代对官员的挑选是最重要的,共产党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挑选官员。另一方面,姚洋也指出现有官僚体制的问题,比如,政府无处不在,国有经济占的比重太大,导致私人经济受到挤压;政府责任太大,造成的结果是谁的声音大,谁拿到的东西就多。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府花费了巨大的代价;整个国家官僚化倾向非常严重,等等。如果我们看一下二战之后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情况,就会发现真正实现赶超的经济体是极少的,大概也就是11个左右,而这11个经济体一半以上是在东亚,如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地。经济赶超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情。二战之后,世界上的独立国家大概有二百七八十个,除了五六十个发达国家,其它都是欠发达国家。这么多欠发达国家里,只有不到10%的国家或地区,真正的赶上了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还没有达到美国的水平。所谓赶上发达国家水平,是指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45%。而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45%的国家或地区,实际上在全世界还是少数。能从二战之后的一个低收入国家,短期之内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更少了。马来西亚在60年代发展的很好,收入增长比较快,但是直到今天,它还没有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方面,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差距已经很小,我们去年的人均GDP已将近7000美元,马来西亚并没有比我们高多少。但是如果回到60年代,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比我们高得多,在70年代、80年代初甚至是我们的五六倍。马来西亚的各种指标,都符合成为发达国家的条件,为什么马来西亚没有成为发达国家呢?关于这个问题,我问过马来西亚出生的的华人经济学家。他认为是因为马来西亚长期歧视华人,把最具生产力的这部分,也就是华人给打压下来。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具备各种好的素质,但有一个决策没有做对,就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说中国30年来的高速增长是一个奇迹,一点都不为过。这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是中国,或者为什么是这11个经济体能做到高速的经济发展,那是因为它们将事情都做对了。如果到非洲最穷的国家去,会发现他们用的教科书跟美国的教科书没什么差别。他们不是不懂经济学原理,核心的问题是他们没有采纳这些好的政策。对于我国在过去30年在经济增长上取得的成功,如果要给出一个政治经济学解释,一个简单回答是我们搞了市场化改革。但是不要忘记,很多国家都搞了市场化改革,但经济却没有高速发展。中国跟印度的经济表现不同,核心问题不在于谁搞了市场化改革,而在于中国政府比印度政府更有效,也更尊重贤能。我们有一个以绩效考核为基础的竞争体制,这种体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首先简单说一下贤能体制的历史和改革开放之后贤能体制的回归。很多人将贤能体制追溯到科举制度,实际上还可以再往前追溯到东汉时期的公推制度。尽管科举制度后期阻碍了社会发展,但它的确使古代社会具有了很大的流动性,有一句话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这个意思。中国人对于社会的管理是很在行的。共产党执政之后,刚开始具有很高的声望,毛泽东在第一次政协会议上的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不是一句空话。如果用尺子丈量历史,以一年为一个刻度,我们的转折点是1978年,如果这把尺子的刻度是50年,那么我们的转折点绝对是1949年。在1949年之前我们一直是在衰退的,1949年之后开始追赶。那个时候的共产党有自己的合法性,但是由于一系列的失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差点毁掉了整个中国。1976年的四五运动是人民觉醒的标志,说明共产党的合法性出现了问题。幸亏有了邓小平和改革开放,把党的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就说明合法性来自于党的表现,要不停创造新的东西。苏东剧变之后,这个想法就愈发强烈。我们的政党越来越理性化了,退休制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苏联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的就是老人政治,年轻人根本没有登上政治舞台的通道,邓小平因此提出要把位置让给年轻人,到今天基本上是严格执行退休制度,领导人到了年纪必须退下去,把位置让给年轻人。另一方面,我们制定政策的过程也越来越理性化,官员选拔系统选出的人越来越有能力。我认为网友总是盯着公务员的的养老金问题是不对的,公务员的工资那么低,再没有养老金,长期下去就没有人再愿意当公务员。事实上,我们的中央政府还不够大,应该裁乡镇一级,增加中央这一级。另外,在整个决策过程中,有一些或隐性或显性的规则。事实上,党内变得非常务实。中国式的务实主义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手段的合法性,基本上可以用结果的好坏来判断,另外一个特点是没有永恒的真理,十一届三中全会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支持了我们长期改革的哲学基础。我的看法是,共产党在国家架构中起到了一个集体君主的作用,但它绝对不是一个独裁者,对社会的治理是集体决策的过程。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在和平时代对官员的挑选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共产党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挑选官员。有了这样的前提,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能采用几乎所有好的经济政策。为什么中国政府能变成一个中性政府而不是小集团政府?我想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原因。如果观察一下全世界的情况,会发现民主国家内部的经济表现差异比较小,但是非民主国家的经济表现差异非常大。现在被大家广泛接受的解释是制度的原因,很多人认为制度是决定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如果做这样一个实验,把好的制度带到一个刚刚离开原始社会的国家,这个国家能发展起来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这说明人力资本起着更加关键的作用,制度可以用很短的时间改变,但人力资本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同时,社会结构的匹配也是重要的。如英国的光荣革命确立了资产阶级的地位,资产阶级开始掌管议会,资产阶级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因此表明先进生产力要匹配一定的政治权力,否则国家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智利的统治者皮诺切特是个残酷的独裁者,在任期内他表明要让智利成为资本家的国度,而不是无产者的国度,智利的经济发展非常快,在拉美国家深陷债务危机的时候,智利的经济增长平均达到7%以上。而东亚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比较平均。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的匹配比较平衡的时候,较为容易形成中性政府。再来讲中国的升迁问题。中央领导人在设计体系的时候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挑出来的人一定要有能力,否则指示贯彻不下去;另一方面忠诚度也很重要,不能形成对立面。关于升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在升迁方面,官员的经济表现是重要的,还有一个观点是政治观念更重要,升迁是一场政治游戏,不存在什么经济、能力的问题。我的观点是这两种因素都很重要。官员升迁不可能只讲关系,不讲能力。提拔上来的人肯定是比较有能力的,也包括一些贪污腐败的官员。我曾经做过相关统计,针对领导人的升迁信息做研究,发现把一个领导人从一个城市调到另外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经济表现会不一样,也就是说这个领导人是有用的。这也间接的为人力资本学派提供了证据,即人力资本还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体制也存在着很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政府无处不在,国有经济占的比重太大,导致私人经济受到挤压。我国的私人企业活动空间很小,创新精神也受到阻碍。另外我们经常提到软实力,事实上靠政府去提升国家软实力作用很小。政府不知道怎么去发动民间力量,也不放心靠民间力量去提升软实力。现在这种状况得到了改善,政府也希望靠民间人士去宣传中国,但不管怎么说,政府权力无处不在会影响软实力的提升。第二个问题是政府责任太大,造成的结果是谁的声音大,谁拿到的东西就多。所以现在如果想解决问题,就上街游行,造成了一种不正规的民主制度。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府花费了巨大的代价。另外,我们为了经济增长牺牲了很多东西,比如说自然环境。北京的雾霾自然不用说,还有很多我们没有看到的更严重的环境破坏,新华社统计山西有300万人因为采煤塌陷而无家可归。现在我们在搞新能源,各个地方都在进行煤制气,内蒙古为了实行煤制气,毁掉了几百平方公里的草原,煤制气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地方政府为了获得税收就牺牲了环境。此外,我国的经济结构也受到了很大伤害,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好跟地方政府的增长冲动非常有关系,最终还是合法性的问题。这个合法性不是党的合法性,实际上是选举的最高领导人在党内是不是有合法性。最后总结一下,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是在中央层面有一个比较中性的政府,保证了长期政策的贯彻实施,另外在执行这些政策时候,选贤任能。至少从此出发,可以给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谢谢大家。提问:现在的地方政府一把手基本都不是本地人,而且轮换频繁,他们可能是一味追求GDP,为了自己未来的升迁,不注重地方环保或者可持续发展,导致这种干部任用模式对整个社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您怎么看待这种干部制度?姚洋:这种干部制度和退休制度有关系。比如一个大学毕业生22岁进政府,一般是五年跳一级,你算一算他要从普通科员向上跳,不说到中央级,就是到省部一级,按照正常的五年一级,还没到这个级别,就已经到了退休年纪,所以肯定要缩短。比如在局一级,平均而言大概是3.7年,有一半低于3.2年,不到3.2年就调走了,或者有些就退休,所以这些与逐级选拔的制度是高度相关的,如果还继续这么做下去,怎么去改?或者干脆就打乱,或者有些人是不是可以隔级跳,从初级直接升正局级,绕过副局这一层,有些人看准了就提,可以让他在一个地方待长一点,否则就不可能待太长,按照现有升迁方式,三年左右就会调走,有些人屁股还没坐热就被调走了。姚洋:有学者提出以党国为核心来构建中国的国家架构,问题在于党是一条线,宪法是一条线,宪法定义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但是再往下看会发现,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国家能具体干什么并没有说清楚。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要么修改宪法,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党的工作内容,说白了就是给实权,而不是现在所说的虚权,党是领导一切,但怎么领导,实权干什么,都要写清楚,或者,再单独弄一个法律规定党与国家的关系,否则就会造成另外的结果,在宪法中可以看到党有一些实质性权力,但现实中党的权力又变了。现在我们都是靠一些不成文的规矩在那做,这可能是有问题的。姚洋:这属于非常经典的内容,也就是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要不要政府,政府在经济中能发挥什么作用。不说古代,因为古代太分散,一家一户就可以。现代社会大概没有政府是不行的,运转不下去,包括法院,大家都会同意社会是需要法院的,没有政府好多事情就没人组织。至于说官僚体系是不是应该多拿,我倒不觉得,难道我们这些人就不是社会需要的吗?如果社会需要我们,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多拿一点。相对而言,只能说政府官员是不是拿够了,如果要问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他们的收入还真的不够,比如财政部长楼继伟,以前他做过中投的董事长,当时大概一百来万的年薪,现在当部长,年薪20多万。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因为他是公仆,所以应该少拿一点,但他也是人,我倒不是说他应该拿一百万,是不是可以涨一点?总书记拿多少钱,我估计大概就是40多万,也很低,不能期待人家当了政府领导就该受穷,凭什么?当然,没拿够就去贪,这也不对,这就是犯法的了。很多事情不能一锅粥的都混到一起,到最后会什么也说不清楚,这个世界太复杂,每说一个问题都要给定一个前提,讨论另外的问题就要给定另外的前提。姚洋:首先,我觉得这种分类就有问题,你说西方是以民为本,中国是以国为本,我没看出来为什么中国是以国为本,西方是以民为主。美国的军事实力如此之强大,你说他不以国为本搞那么多军事干什么,为什么要跑到你的家门口侦察,美国沿着中国的海岸线全部安上了监听设施,海底全是电缆,他要保证每一艘船出去他们都知道。所以,说是为了民众,还是为了国家,这种分类本身就是错的。现在网络上的很多的言论,照葫芦画,挺像,似是而非的内容过多。说中国是以国为本,那民众的收入水平在过去二、三十年提高很多,能说只是发展了国家而民众就穷了,所以,这种说法完全是错误的。bdText : 【姚洋:贤能体制与中国经济发展】姚洋:中国之所以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核心原因不在于是否进行市场化改革,而是中国政府要更有效,也更尊重贤能,采取更为有效的政策。一个国家在和平时代对官员的挑选是最重要的,共产党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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