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 首页 > 现金网评级

战争的另一面 评《柏林的女人》 电影面面观 电影

战争,是人类政治活动的极端形态,有汗牛充栋的专业书籍和资料研究战争、剖析战争,但是作为个体的人在战争中所经历的种种复杂而细微的体验,人采取的非常态的行为方式,却是任何理性的分析都难以触及的。无论战争开始于统治者理性还是不理性的抉择,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将滑向人类最疯狂的的非理性深渊,任何身处其中的人都无法自拔。攻克柏林!——一句旗帜性的话语,标志着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当时可以与广岛原子弹事件相比。后者带来的胜利意味在战后被越来越多反思的声音淹没,以致于当年的侵略者日本反倒以受害者的形象自居——“我们是全世界唯一遭遇原子弹灾难的国家。”同为结束二战的标志性事件,攻克柏林显得正面得多,盟军一举铲除了法西斯,消灭了战争的祸根。至于受殃及的池鱼,那只是历史的尘埃,被胜利的光环遮蔽,遗忘在晦暗的角落。影片《柏林的女人》将目光投向了被尘封的角落,掀开众人讳莫如深的往事,在伟大胜利的背面,现实是残酷的。影片没有透露女主人公的名字,这名女子以第一人称叙述了柏林被攻克后的情形,用她的话说:“我的名字并不重要。”“我”是一名成熟优雅的知识女性,曾经作为记者在欧洲多个国家生活过,包括苏联的首都莫斯科。熟练的俄语使得她能够与苏军士兵交谈,但是却不能帮助她逃脱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就算柏林的女人们不知战争的前因后果,不清楚法西斯的桩桩血债,她们的额头都已经被刻上“战败者”的字样,更何况她们是那些法西斯刽子手们的妻子、女儿、母亲,法西斯的债要算到这些女人的头上,即便不需要用生命来偿还。战争和女性的身体总是以奇异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无论是间谍题材的色诱情节,还是屠杀题材中的强暴段落,女性的身体有时是被蹂躏的国土的隐喻,有时又是天然的秘密武器,本片中女性又一次被放在了战争的的祭坛上。“我”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家,一个爱她的男人,这个男人穿上了党卫军的军服,兴奋地奔赴战场,直到苏军攻入柏林,仍无音讯。此后,她陷入了噩梦之中,身体成了换取生存条件的筹码,从痛不欲生到习以为常,她平静地对自己说:“我现在成了妓女了。”苏军攻入城中,负隅顽抗的德军与苏军展开了巷战,妇女们惊恐地躲在防空洞里,在枪炮声中颤抖着。战争到了这样的阶段,大脑已经没有时间判断,士兵只是在保命和杀敌之间按shift,没有其他选项。一个又一个顽抗的德军被击毙,一个又一个苏军冲上去随即倒下,而举起衬衫作白旗的人,只能得到毫不犹豫的子弹。这条街道的巷战稍歇,但飙升的肾上腺素和烈性的伏特加让苏军士兵们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女人们从掩体中战战兢兢地走出来,苏联人的枪支对着她们。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枪,是男性阳物崇拜的图腾。不知是谁扣动了欲望的扳机,防空洞里,女人们被追逐,哭喊着被拽向更阴暗的隧道,会说俄语的“我”暂时无虞,出于某种精英意识下的良知,她劝说一名士兵放过那名并不年轻的妇女。士兵松开手,老女人逃走了,却锁上隧道的门,也关上了她自救的希望。机智的她假意顺从,将士兵引入一条小巷,利用他戒备松懈的时机,出其不意地将其锁住,侥幸脱身。惊魂未定的她跑到街道上,寻找苏军的指挥官以求帮助,然而对方尚未听完她说话便冷冷地回绝:“这些事我不管。”第一次强暴,很快就有下一次、下下次……无数次,女人们临时的住处随时可能被士兵们闯入。“我”遭遇了许多陌生的面孔,似乎没有记忆的必要,他们的脸只是在她上面晃动着,各种扭曲的表情。那一个,脏兮兮的男人,向她嘴里吐口水,她看着他,发不出声音。学会顺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临时居住的房子处于雷区,“我”再次去见指挥官,对方仍然不肯提供帮助,走出指挥部,一个男人挑逗地望着他。这个叫阿纳托尔的家伙长相其实不错,脸上总带着一种玩世不恭的微笑,她走过去,请求他帮助清除房子周围的炸药。他答应了,当然是要求回报的,这一次,她主动关上了房间的门。落魄中仍然不减高贵,“我”如此特别,吸引了更重要的人物——两次见面都很冷漠的指挥官安德烈。安德烈人到中年,脸上的线条刻着刚毅,他是我们印象中典型的苏联军官,和中国电影中军事将领的气质差不多,出入有警卫跟随,坐敞篷吉普车,背后总有女卫生员爱慕的眼光。当他的警卫员(一个蒙古人)向卫生员索要肥皂时,女孩子很殷勤地递上去,然而这块肥皂的归属让她愤怒,安德烈把这块珍贵的香皂(想想战时短缺的物资)给了“我”。但“我”并不觉得有多感激,是他先前的拒绝让她陷入这样的境地,她用香皂清洗自己,房东老太太等人围着安德烈讨好,她径自走进自己的房间,用冷漠来回报他的施舍。安德烈遣散旁人走近她,她傲然地脱下衣服,裸露着上身,摆出一副不在乎的神情,“来吧。”安德烈失望地离开,他匆匆走出房子,几乎像逃跑,也许他想要的不是这些。安德烈并没有放弃,他派人给这个房子里的人们送来了许多稀缺的食物,在贫乏和困窘之中挣扎的人们乐于借“我”的光,尤其房东老太太,对苏军士兵十分热情,擅长察言观色,也很会说话。唯有当苏军得意地谈起如何痛宰“德国鬼子”时,人们仍免不了面露尴尬。而“我”只是冷冷淡淡地旁观着这一切,她能够感觉到安德烈目光始终落在她身上。改变两人关系的事件是一次“例行的”骚扰,苏军士兵冲进这座房子,没有充分原因便对一个男人拳打脚踢,安德烈冲上去解围,痛打闹事的士兵,甚至把枪抵在自己人的头上,女卫生员惊恐地看着这一幕,嫉恨的眼神投向“我”。“我”从此不再抗拒安德烈,他开始频繁地出入,就像一个临时的家,很多人都知道她是他的相好,警卫员蒙古人整天守在她门前,曾经往她嘴里吐口水的下等兵再也不能靠近她。阿纳托尔偶尔还会来,这座房子成为一个诡异的场所,像“那种地方”,又不像。苏联士兵靠这些异国的女人慰藉自己在战争受到的创伤,这座房子里人们喝酒唱歌跳舞,不亦乐乎。楼下的中年女人带着孩子过活,一个年轻的苏联士兵强占了她,顽固地住进她的家,即便她的丈夫归来也不肯搬走,而她只能像母亲一样哄着那个“大孩子”,久而久之竟然也习惯了,丈夫却因不堪忍受而自杀。女人们就像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发生在被绑架者身上的心理障碍,在与绑架者相处的过程中反而对其产生依赖的情感)那样,习惯于这种以屈辱开始,之后逐渐进入安逸和麻木状态的生活,聚在一起讨论私密的话题,开关于梅毒的玩笑。“我”和安德烈在一起的时候开始有笑容,她承认:“我不会说安德烈强暴了我”。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这份安逸,楼上的年轻女子,窝藏着从巷战中死里逃生的情人——年轻的德国兵。他持有武器几次试图反击,最终却因保护自己的女人不受凌辱而死。那一枪,苏联人打死了一个丈夫,而不是一个纳粹。这也不稀奇,街头便有挽手而行的恋人,男人忽然被不知从哪飞来的子弹打死,留下来不及悲伤茫然失措的女人。安德烈这批驻军并不会久留,离开的那一天,“我”的男人竟然奇迹般地归来。他发现“我”已经沦为他人的情妇,疯狂地砸碎房间里所有的物品,为求得理解,她把柏林被攻克之后的日记给他看,得到的回应是:“你真不知羞耻、恶心、肮脏”。“我”冲到军队驻地,最后一次见到安德烈,他终究松开了她的手。她的男人也出走不再回来,但她已经无所谓,此时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战争教会了柏林的女人这一点。“我”的故事是真人真事,这本日记多年来被压制,不允许发表。这样的故事怎可见光呢?本身便充满复杂和矛盾,更糟糕的是,它揭开了长久以来被定义为“正义”的战争的另一面。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不会变也不应当被改变,但是对于个体而言,对战争宏观的概括是个虚指,经历的痛苦才是最真实的。此情此景,若联想犹太女人排队进入毒气室的情形,并不觉得女主人公是可爱的,这些盛妆华服的柏林女人应当为她们国家的战争付出代价。但是,以片中这样的方式吗?影片给了我们答案,我们无法因她们的遭遇而拍手称快。除却影片表层的意义,女主人公像是东德的隐喻,这块土地先是因国家的决策而受累,被苏联强行控制、被迫认同;当苏联势力撤出,只留下意识的混乱;另一半民族视之为异类,亦不愿接纳。本片的倾向性是明确的,典型的西方观点,苏维埃军队被表现成野蛮人,无从得知美军进入柏林之后的状态。(过去曾听一位游学德国多年的老师提起,苏军攻克柏林到撤出,为德国留下了数量惊人的私生子,这一段历史一直被遮蔽。看到本片,终于可以管窥一二。)

栏目列表

广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