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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人生沉思录(之一至之十二) - 红色文化网

2.《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而德薄,则气量狭促;德厚而不自强,则易愚俗。二者不可偏废。合二为一方为君子之道。10.如果想知道自己如何伟大,你就看蚂蚁,看蚂蚁可使你找到上帝的感觉;如果想知道自己如何渺小,你就看天空,看天空可以帮你认识上帝。15.最永恒的事大概就是最简单的事。工人做工,农人种粮,学人写文章。学人作文犹如农人种地,即使有几次“丰收”,也不可轻易自称“专家”。做好简单的事是人的本份,也是人生成就的基本。17.教师之难,不在于向学生教授多少知识,而在于是否经得住学生对教师的怀疑和批判,尤其是青年必须经历的自以为是却又是无知的批判。学生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和教师对自己人生的意义,是在四十岁前后。而这时的教师,已是饱受心理冲创的花甲老人,或者已经去世。因此,真正的好教师并不仅存在于课堂上学生对他的掌声和崇拜中,而存在于学生晚年的记忆中。父母亦然。18.少年均存大志,老来方知大事靠天,小事靠己。多有自视才高的年轻人,为速成而不顾天伦,得小位而抛弃情义,结果多是惨命。人之品行,亦有轮回,人不报天自报是也。自强而德薄者,不可远。24.在人生的跑道上,只有第一名和最后一名可以成为赢家。人生是循环,当人生回转时,最后一名就成了第一名,陈景润就是这样。前者是形式逻辑中的冠军,后者则是辩证逻辑中的冠军。与夹在中间的“追星族”不同的只是,前两种人运用的是胆识而不是力气。25.跳棋之妙在于空间换时间;围棋反之。前者是弱者致胜之道,后者为强者御敌之法。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68.建构主义和结构主义理论,在国际政治学中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而统一两者的是国家实力。脱离实力制衡的建构是张伯伦式的天使,具有实力却不讲建构的则是东条英机式的野兽。与农夫和蛇的故事一样,天使与野兽相遇则是人类灾难的开始。因此,成熟的国际政治学是自觉与自然的历史统一,即基于结构的建构和以建构为目标的结构。70.人类两性间的压迫远比阶级压迫古老,人对动物的奴役远比人对人的奴役古老。如果说两性平等是阶级解放的天然尺度[1],那么,人与动物和谐相处,则是人与自然最终和解的序幕。72.公民国家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最终归宿。在这里,民族主义的自决权利已让渡于国家主权,自由主义的人权诉求已让渡于与公民责任不能分割的公民权利。“公民国家”顾名思义,是以国家为依托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和以自由人联合体为发展目标的国家主义的统一。历史转型中的强制时期除外,没有公民权利的国家与没有国家责任的公民一样,在已崛起的现代国家成长经验中,都是不可思议的。75.杜诗《春夜喜雨》也是人生艺术的感悟。前四句告诉人们:作事要把握时机和恰到好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解决问题要借势却不事声张(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后四句告诉人们:道路曲折,但前途光明(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坚持下去,待风雨过后,回首来路已是硕果累累。(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宫城)。85.历史逻辑的展开是网状和开放的而非单线循环的,是通过非逻辑发生的偶然性实现的,是以散状分布的偶然事件为结点共和而成的合力巨网。偶然性是认识之外的其他必然性。历史必然性是偶然事件(结点)之间无数有限连线(必然性)的总和,是人思维中的事后抽象;而历史路线的选择则由瞬间的主客观偶然因素,特别是由丰富的领袖个性及其所处的特殊环境所决定。比如中国的“双十二事变”,萨拉热窝事件、九一一事件等。反者,道之动。也就是说,偶然性是历史运动的火车头,它牵动着历史的量变,也带动着历史的质变。96.国家之事不可书生意气。林肯统一南方时,其时南方的棉花比北方的工业品赚钱,经济效益好。短期看是统一成本与收益不成比例,但长期看,林肯给美国奠定了伟大的国基即统一的民族市场。毛泽东搞原子弹,短期看,投入成本与产出效益不成比例,长期看,中国得到了三十多年的和平和安全的融资环境。因此,精明不是国际政治学的本质。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如果学成了账房先生,其学百害而无益。118.在德国,没有康德和黑格尔,就不会有俾斯麦。若只有康德或黑格尔,也不会有俾斯麦。俾斯麦将四分五裂的德国统为一体,是黑格尔“对立统一”辩证方法的历史展现;统一后,俾斯麦固守其利益边界,在准确地把握周边大国利益边界中实现交叉结盟,在结盟中获得时间消化德国统一带来的新利益。这是康德“二律背反”辩证方法的历史运用。“由于他(俾斯麦)了不起的建树,使得他所缔造的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两度遭到外国占领及国家分裂达两个世代之久,却仍巍峨屹立。”[2]144.以读书为基础,以写作为主导,用写作带动读书和思考,而不是相反,是研究能力提高的秘密。读书如无写作拉动,其结果是愈读包袱愈重,愈不敢下笔。其结果是“慎重”一生,一生无能。150.青年喜欢从事物内部读康德思想,认识到“二律背反”是世界存在样式,知道彼岸世界是可以批判的。但青年时的批判往往是无限的,因而是幼稚的;老来知道从事物外部理解康德的世界,知道事物的存在是有限的,有限性产生于事物的相互规定之中,自我约束才是人的力量的源泉。消灭有限性——不管这是个人还是国家行为——的同时也消灭了自己。完成了从批判别人到批判自己的循环后,人生也就进入不惑和天命之期。153.康德和黑格尔的历史贡献在于,前者用“二律背反”从外部规定了世界,由此否定了欧洲神学至尊,从而引发了欧洲近世革命;后者则用“对立统一”从内部规定了世界,将近代欧洲精神合而为一。前破后立,由此造就了近代欧洲思想解放和建设的历史。156.货币不仅仅是财富的表现形式,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是私有权之间的“润滑剂”。产权关系分割得愈细密,经济活动所需货币量就越多。当这种增量达到不合理的界限时,货币就会通过恶性扩张即通货膨胀的形式转化为压迫生产力和剥夺劳动者的力量,于是产权兼并和两极分化时代也就到来,在小农居多的国度,便是动乱和革命。从这个意义上看,明细产权,尽管有利于调动个人的积极性,但产权分割如过于明细,就会造成国家货币短缺以至对海外金融过度依赖。其结果,细密的产权关系反成了瓦解国家经济和国家政权,乃至国家主权的力量。165.铁路是一国经济的血脉,其布局和走向反映一国的利润去向。昔日拉美,铁路纵向扇状向港口集中,而非网状在国内市场中穿行。这反映其国民利润靠海外需求而非国民自主需求拉动,因而它是一种向外供血型的依附型经济结构。168.我喜欢黄河,尤其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爱听黄河大合唱。你看九曲黄河,你可说它百折不挠,也可说它因势而为,但它可贵的是始终东向大海。黄河和平威严:表面平静,但威不可侮,曾听有人在其软地岸边跺脚,竟生生陷下去而无人能救。171.谎言说多了可以变为所谓“真理”,而在许多情况下,真理说多了也可变为所谓“谎言”。二者从形式上的区别在于:谎言不怕多说,只怕不说;真理不怕不说,只怕多说。177.批评乃至指责,尤其是当面批评指责,不管其中有多少恶意成分,多出于真心;而赞扬,尤其是当面赞扬,不管好意与否,则一定有相当的水分。186.近些年美国人不太需要政治家而更需要政治表演家,已不太需求美国,而只是在纵情地消费美国,这与阿拉伯国家的人民只知纵情地消费石油而不知需求石油的后果完全一样:四年一次的大选就像中国的春节联欢晚会,最后评出的不是政治家而多是演员。194.东西方的方法论差别于简繁二字。东方人是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最复杂的问题,而西方人则是用最复杂的方法解决最简单问题。这正如东方人饮食丰富,但就餐仅用一双竹筷,西方人饮食简单,就餐却要用一堆铁叉;东方人治大病往往只用简单号脉和一方草药,西方人治小病却要动用一大堆机器。206.一个没有勇气正视自己所犯战争罪行的国家,是心理脆弱的不正常国家;一个不愿认罪并且还要继续伤害其他国家人民感情的民族,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大和民族。和而不同,大和也。礼之用,和为贵。中年时做学问多依据逻辑,所用逻辑体系如此严密和精致以致可用数学表达,有的还可成为美学范本。但在偶然性,尤其是在偶然突发的重大历史事件面前,这些“逻辑”,尤其是所谓“科学方法”的逻辑,却往往束手无策。而偶然性恰恰是牵动历史变革的先锋。经验介入学问是学问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也是学者成熟的标志。学问须经世,而经世需要的主要是经验。传世之作多是经验的集结,而非猜想的大胆和逻辑的严密。毛泽东同志对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标准首先就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这是在强调经验在学问中的重要性。古代史里的中国赵括、马谡,现代史中苏联盖达尔等,败不在于思辨不大胆,也不在于逻辑不严谨,而在于经验极不成熟。209.研究所运作的要义不在举办各式大型国际性会议,而在生于研究所的原创能力及其产品。一堆原创性产品,远比一打会议日程更具活力。前者公司都可包办,而后者则只能由特定的人做。与办会不同,原创性研究无人可替,原创性产品更是无法复制。212.捡破烂的,如果捡到金砖,其结果一定会激起其后代继续捡破烂的决心;一介书生,如果读到一本好书,其结果一定会燃起他及其后人齐家治国的理想和实践。故曰:竞争乃境界之争。英国人在开辟工业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同时,也相应获得了治理世界的经验。美国人在与英国博弈并从英国人手中接棒的同时,也学会并成功运用了老牌英国治理世界的经验。法国的拿破仑、德国的俾斯麦是大国战略博弈的高手,而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马汉、富兰克林罗斯福、尼克松、基辛格等,都是娴熟运用世界地缘政治理论为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大师。目前正在崛起并进行着大国战略博弈的中国,是一个迟早要从美国手中接棒并再次复兴其世界影响力的国家。因此,批判性地总结近现代大国博弈及其世界治理的经验,学习世界地缘政治理论,从世界体系的视角理解和拓展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并由此形成能够说明中国国家利益的关于世界地缘政治的原创性理论与学说,这对未来的中国是一种有益且必需的思想准备。216.人生有许多短平快的好事,如都应承了,看似热闹,却乱了人生主线及其可持续性发展。游牧民族勇猛但敌不过农业民族的原因在于它不像农业民族那样有可持续性积累。可持续积累须有方向,人生亦然。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如以我备于万物,其结果不是累死,就是毫无结果。223.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也是资本国家化和国家资本化分裂式并进的过程,前者是欧美式国家主宰资本的自主道路,后者是拉美式资本主宰国家的依附道路;前者是“融”入全球化,后者则被全球化所“溶”入,一字之差,命运却判若云泥。226.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休息”或“运动”,而只有身体和心理的平衡。平衡是健康的关键,也是养生的关键。中医上说,动和静都是一种能量支出的方式,睡觉也是一种能量支出:常静者,动为休息;常动者,则静为休息;户内多者,户外为休息,户外多者,户内为休息;多睡者,醒为休息,多醒者,睡为休息。总之,休息只是一种调节平衡的形式。生命最好的方式是平衡而不是“丰富的活动”与“多彩的生活”,而实现平衡的最好方法就是简单地生活。简单最易于平衡。少则得,多则惑。生活简单些,生命就健康些。添一好事,如果会增加更多的烦人事,那么,对它的追求,就不是明智的求福之道。休息是一种身体平衡,幸福则是一种心理平衡。228.有人说西方是想让中国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不是,西方人实际上是想让中国走拉美式的依附型资本主义,而不是欧美式的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美国南北战争的实质是美国要走自主型的资本主义道路。美国人为此与欧洲霸权发生冲突并获得成功。退一万步讲,即使中国真要走欧美式的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与美国当年面对的形势一样,西方人,尤其美国人不会答应并为此一定要与中国冲突的。反过来看,即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有自主型的苏联模式和依附型的东欧模式。毛泽东拒绝的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东欧模式,并为此与苏联发生了冲突:称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称苏共为“修正主义”。229.中国的改革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的标准,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人民的标准。我们知道改革能解放生产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产力。如果改革将中国生产力改到需要革命来进一步解放,那中国的改革就失去了历史进步作用。中国改革的底线就是不能把共产党改革到人民的对立面;国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罢工”。235.如果说,公元800年几乎将欧洲统为一体的查理大帝,其对欧洲的贡献可比作中国的“秦始皇”,那么其断送欧洲未来的三个孙子的罪过则不会轻于中国的“汪精卫”。公元843年将欧洲一分为三的凡尔登签订的条约,为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深埋了一个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又反过来为处于欧洲大陆边缘的小岛英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使岛国日本不可能成长为英国那样的世界大国的历史结果以及日本历次要肢解中国的企图中得到反证。历史表明,大规模国际战争较少的地区,是像亚洲、美洲这样一些具有主体地理板块的地区。对此,我们中国人应感到幸运。236.现代印度的南亚主体性大陆版块是不幸为英国百年占领的后果。历史上印度的古“长城”多建在国内,这样的国中之“国”可数百计,被圈出的地盘没有中国一个县城大。而中国唯一的一道长城是在国家北疆延伸。如果可以说843年的凡尔登条约使欧洲在成长之初其就得了“粉碎性跟骨骨折”,那么,同期的印度则一直是带着“粉碎性盆骨骨折”蹒跚爬行。比较欧洲和印度,中国数千年版图只有边疆盈缩而最终没有出现内部器质性裂变。与近代印度不同,近代中国受到的只是外伤,外伤不雅观但不伤根本。这是中国的又一幸运。253.四十岁时,曾写过一篇散文《四十岁,真好》,现人近五十,心静如水,幸福依然:一生在做一件事,这就是学业,选择了,就把它做好;一生在为一个目标,这就是我的民族与国家,选择了,就为她献身。生起于这片土地,落归于这片土地,就象天空的秋叶。260.四十岁前,人想得最多的是为何而生,知道了生的目的,生的喜悦就化为平静;四十岁后,人想的最多的是为何而死,知道了死的意义,死亡的恐惧就可置之度外。269.人生至少要干一件漂亮的事。学问也罢,经商也罢,从政也罢,艺术也罢,做工也罢,非经炼狱式的考验则不能成就;没有勇气向生理和心理极限挑战的人,绝难有非凡的事业:文人如司马迁,他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史记》,而史记则使他永恒;军人如黄继光,一个人若有了像黄继光用身体堵敌人枪眼这样一种忘我气势,那在你的人生大路上,几乎就没有什么人与你竞争了。270.克劳塞维茨的“主力决战”的军事理论,是通过大面积毁灭性自杀而实现杀他,这是见癌细胞就知道要“化疗”的西医式思维。东方兵法则讲究正奇相兼、虚实转换,讲究釜底抽薪和活血化淤。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活农村之“血”化了城市之“淤”;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从平津和淮海下“药”,和平地解决了北平问题。同样的道理,当今世界表现在北方的“炎症”,也要从南方下药。一句话,今后治西方全球化之病要用东方药方。271.人生容不得太多的自私,私心最终是绝了自己。看风使舵,趋炎附势,均为私利使然。人一生若只是这般地生活,终将无价值地葬入黄土。278.现在的世界问题很多,而西方人治理这个世界的方法却很少。资本全球化使北方世界“朱门酒肉臭”,使南方世界“路有冻死骨”;一部分人穷得要命,另一部分人富得要死。“9.11”敲响的不仅是美国的警钟,同时也敲响了西方发展模式的丧钟。在这种模式中,文明被异化为人类的对立物:南北世界犹如今天的富人豪宅小区,有钱人花钱将自己反关在铁门铁窗“笼”里,与外面的穷人彼此防备,不敢也不愿交流,这说明人际关系在全球化催生下严重“发炎”。萨斯、禽流感、疯牛病等此起彼伏,这说明物际关系在全球化催生下也严重“发炎”。对此一筹莫展的美国人除了挥舞拳头外还是挥舞拳头,这说明美国已没了治理世界的能力,其发展模式已入死途。小布什率领美国大兵犹如西班牙斗牛,谁抖红布就冲向谁。他刚上任时说“中国威胁”,中国没有抖红布,于是他就冲到阿富汗、伊拉克,现在又牛气冲冲地对着伊朗。反恐几年,世界形势越反越恐,天怒人怨,整个世界被小布什政府搞得一塌糊涂。285.古罗马人得鱼忘筌,他们得到地中海之后,也就失去欧洲大陆;日本人贪得无厌,当他们的力量覆盖太平洋时,就开始失去亚洲大陆。因此,只有与国力相匹配的国家目标,才是可实施和可持续的。288.正如骨格结构决定生命体生长的极限和底线的道理一样,国家版图也铸定了国家发展的极限和底线。只有老鼠体格却怀揣着老虎胃口的国家,对世界是危险的;而具有老虎体格却只有老鼠胆量的国家,则对自己是危险的:前者如明治至东条时期的日本,后者如19世纪末的大清国、沙皇俄国及20世纪末的苏联。295.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4]美国两个布什总统与法国历史上两个拿破仑皇帝所扮演历史角色相似,前一个是悲剧即正剧人物,后一个在政治家圈中绝对是世界级的笑剧即滑稽人物。303.天命之年的人,不知什么时候就不能做事了。人要到不能做事的份上,多大的才华也没有用。人要趁身体健康时,赶快做些有益于人民和有益于国家的事。身体好,继续做;身体不能做了,走时也能心安理得。王选在走时特别安祥,是因为他身前的事都做好了,且做得完美,在他身后也立起了让全体中国人忘不了的精神丰碑。天命之年的人,现世的功事都大体有了定数,而后世的修行,尤其是思想的传世价值还是“其修远兮”。 正如一杯清茶不能掺和猪油的道理一样,传世的东西最不能带现世俗风,如这时的人写文做事还有短期目的,那样的长寿就已脱离了生命的意义。老子有言,死而不亡为寿。死的是身体,不亡的是思想。305.如果说“文革”中给学人戴“高帽子”不好,那么,现在一些学人接受或默认外界戴给他的诸如“大师”之类的“高帽子”更可怕。前一种“高帽”压垮了一些学人的自信,但也给学界一种清醒;而后一种“高帽”则催生了学界那七彩泡沫似的虚浮,而虚浮则不摧自垮。“文革”前后的历史表明,人的自信压不垮但却是可以吹垮:“文革”中相当一些工农干部就是这么被吹倒的,现在一些学人也是或也将倒在这样浮夸和吹捧之中。312.名师未必总出高徒: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儒学,但他不是孔子的直接学生;庄子继承和发展了道家学说,他也不是老子的直接学生;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他们也是无缘聆听马克思、恩格斯直接教诲。相反直接受教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伯恩斯坦等,则被恩格斯斥为撒下龙种后收上来的“跳蚤”。333.如果说,德国威廉二世直至希特勒的脱离资源手段支持的形而上学战略还可以得到基于黑格尔和康德辩证法底蕴的俾斯麦有限守成思想传统的矫正的话,那么,对于其民族国家历史较短、发展迅速而又处于东西方文明中心边缘地带的美国人和日本人来说,他们在获得形而上学“补药”益处的同时,更易受到的这种“补药”副作用伤害。这种损害具体表现为其国家战略设计中的形而上学优势因得不到辩证法的有力矫正而转化为“一根筋”式的认识及由此带来有巨大惯性且极难挽救的国家灾难。334.如果说,中国“文革”是所谓“专制制度”的产物,那么,比中国“文革”早发生16年并对美国后来极右意识形态有持续影响的“麦卡锡主义”又是什么“制度”的产物?“文革”初期有“红色恐怖”,麦卡锡主义期间美国则是白色恐怖:上至政府要员,下至平民百姓,人人自危;中国问题专家拉铁摩尔、费正清、斯诺、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等著名人士均遭迫害,大批政府雇员被解雇。339.学理必须受事理的约束。有时学理没错,但事理上却不是那回事。比如,一只狼和一只羊加在一块,或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与一只羊加在一块,是1+1的逻辑,还是1-1的逻辑?是“双赢”的逻辑,还是“零和”的逻辑?是前者,却不等于2,是后者也不等于0。而能认出那只“披着羊皮的狼”的,只有猎人,尤其是有长期狩猎经验的猎人。因而“1+1=2”或“1-1=0”的算式,如脱离事理就无法得出正确的结果。经验是事理化的学理,学问是学理化的事理。现实生活中的“求是”更多地要靠对“实事”的经验判断,是逻辑与经验,进而学理与事理的统一,而联接两者的媒介就是实践。故无实践则无学问。340.与采集时代不同,早期农业社会对劳动力的大需求——农耕早期可不是一胎,而是尽可能的多胎——将女性推上“生育劳动”的第一线,私有制对继承权血缘纯正性的要求,断绝了人类早期女性的社会交往。铁的出现扩大了人类开发自然的能力,也出现了基于铁兵器的国家,并由此形成首先是对女性的统治,这使女性异化为用于满足农业生产对劳力大需求的生育的工具。生育的人是不可能有力的,而没有社会交往的人,也是不可能有思想的。因此,在文化上居统治地位的男性给这非人性的残酷罩上美学光环,将女性的悲惨永置于“柔美”之地。科学的出现在解放劳动力同时,也降低了劳动对人力的需求,这将女性从生育中解放了出来,大量的自由时间又使女性智慧开始直线上升,而重男轻女的观念在破坏了男子的独立气概的同时,反增加了女性人格的力度。琼瑶小说中“男孩”概念是男子女性化过程的开始。这时,“柔美”对女性而言已脱离了它的残酷内容,更多地成为女性可以享受的美学形式。343.人类是带着智慧参与历史的,脱离人类智慧和精神,史实便没了意义。因此,读史的最高境界是读出隐于庞杂事件后面的人类智慧而非史实本身,不然,读史本身反成了史实而非历史,正如没有智慧的“实践”只是活动而非实践本身的道理一样。346.送孩子上幼儿园时,孩子哭,这时孩子看到的是父母的背影;送孩子上小学时,孩子依依不舍说再见,这时父母看到的总是孩子企盼早点来接自己的眼神和孩子进教室的背影;送孩子上初中时,孩子示意性地回头说再见,这时父母看到的只是孩子背后越来越重的书包;孩子上高中时,头也不回说再见;接着,父母看到的只是夜色、雪地、晨月和伴随孩子瞬间远离车影。孩子成人后,父母再送的就是年饭后另“一家子”回家的背影。347.孩子认识父母并不在父母给予之时,而在父母不能给予而自己又作了父母之时。因此,在孩子青少年时说他们“忘恩负义”,还为时尚早;而在孩子成人时还说他们“忘恩负义”,那时父母则要检讨自己。350.台湾主权在日本战败中回归中国。此后出现的以两岸分治为特征的“台湾问题”,可以说既是中国内战产生的“两个政权”的缩影;又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插手并试图分裂中国的历史“阑尾”式存在:它已不影响大局,但若有炎症,却时让人作痛。因久拖未决的“台湾问题”,中国至今不能远行。351.台湾问题不仅仅是台湾一个岛屿的问题,而是地区格局问题。对日本来说,占领台湾的同时还意味着必须配之以对台岛外围辐射地带的有效控制:在西面绝对控制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浙闽地区;在东面绝对控制小笠原群岛、北马里亚纳群岛及关岛等,在南面则要控制菲律宾,这样才能巩固其对台湾的有效占领。对美国而言,占领台湾则意味着北对日本,西对中国沿海地区,南对菲律宾的有效控制。对中国而言,拥有台湾则不必改变东亚主权国家的安全结构。鉴于中国所据有的亚洲地缘政治主体板块的天然的特殊优势,在台湾问题的博弈中,只有中国可以大持小,以重持轻,以久待速,以大陆之近制犯台国家之远,并由此最容易实现稳定台湾的目标。另方面看,台湾依托中国也最有可持续的发展的稳定条件。所有这样便构成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自然前提,这也应验了黑格尔“现实的就是合理的”的哲学命题。352.对日本而言,占领台湾则是一个需要改变整个东亚地缘政治版图的事情:它必须首先与中国,继而与美国,最后与中太平洋地区的所有东南亚国家作对。对日本的岛国资源而言,这是一个无力承受或承受了也承受不起的政治负担。对美国而言,尽管美国有巨大的资源,但占领台湾却需要劳师远行,并与中国这样版图巨大的国家作近距离的长期对峙,这对两洋都有防务重任美国而言,也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因此,我们还可以提前断定:如果日本填补这个战略真空,对亚洲,尤其对中国而言,将是一场比上世纪前半叶更大的灾难。而日本实际控制台湾岛,则是这场灾难的开始。353.台湾在二战后雅尔塔和平体系中回归中国,不仅仅是一个主权收复问题,它同时还意味着中国被赋予了在战后与苏联、美国一起防止日本法西斯死灰复燃、维护战后和平的国际责任。不幸的是,这项责任因冷战固化了的两岸长期分离的政治态势而转化为既要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还要抵制美国对海峡两岸统一进程的干涉。20世纪50年代日本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冷战阵营之后,两项任务便合二而一地体现于中国台湾问题上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既是20世纪中国民族民主斗争中尚未最后完成而21世纪中国政府又必须最终实现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民主权利,也是中国政府必须履行的雅尔塔和平体系赋予的国际义务。20世纪40年代后半叶出现的冷战,是对以大国合作为特征的雅尔塔和平体系的反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实现台海统一,是维护雅尔塔法律体系下的世界和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历史的进步。354. 预计未来人的体型将退化回鱼型:小头小胳膊、短腿大肚子。为什么呢,现代人以车代步,一天坐在办公室打电脑,腿臂都不用力了,不用就会退化。355. 一个羸弱的人身着运动服,另有壮汉身穿病号服,其结果是前者获得发展投资,后者则获慈善捐款。社会的共识多建立在错觉之上,而文凭取人的价值判断则是这种错觉的结果。357.博士,不能几年读下来成了不知建设而只知“批判的批判”的驳士,这样的博士在19世纪初的德国被称作“神圣家族”;博导,其理论不能几年下来就在实践中不驳就倒,这样的理论在21世纪初的中国被称作具有资本拜物教特征的“新自由主义”。360. 20世纪末,亚洲的根本问题是内部问题,其间有中国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苏联入侵阿富汗、越南入侵柬埔寨、以及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等,这些都是尼克松主义的结果;21世纪初,亚洲的问题是外部问题,其间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朝鲜核试等,这些都是以反恐为核心的小布什主义的结果。363.毛泽东同志讲“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历史学家黄仁宇也说“历史上重要的转圜之点,总是避免不了武装冲突。于是史家也别无选择余地”。目前讨论大国崛起,然读史迄今,怎么也看不出穷人只要放下刀枪,换上西服,打上领带就能被富人纳入“文明”行列。1927年陈独秀以为革命就是“绘画绣花”,听蒋先生的话放下了刀枪,还没来得及换上洋服,千万共产党员的头颅就落了地。372.1938年10月,日本占领中国广州、武汉后,准备停止对南方的战略进攻,11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倭人气量短窄,事尚彻底,非生即死,决无对弱者中途妥协与让步之理。”1941年12月8日,日本人便向美国宣战。当日,蒋介石写道:“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物极必反,能不戒惧?!”1940年6月,德国人已横扫欧洲,占领法国,10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德人只知武力不懂政治亦殊可怜也。”1941年6月22日,德国人便向苏联宣战并于1942年7月发动斯大林格勒战役。10月12日,毛泽东说:“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的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373.资料显示1951年“美国政府是倾向于承认共产党政权的”,艾奇逊“一直坚持地要求杜鲁门同意尽早承认共产党中国”。杜鲁门说艾奇逊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现在的问题不在他本人,而在于“国会和其他不主张承认的团体的压力”。正是这种压力的惯性,美国不仅拒绝承认新中国而且还无奈地在朝鲜战场失败后又走上越南战场。读史至此,再联想起张伯伦对希特勒的迟钝反应,只能对西式“民主体制”扼腕唏嘘。374.《大国崛起》给人的感觉是西方崛起的国家只长好看的脸蛋,不长难以启齿的屁股。改用一些人对其辩解的话说就是:屁股不代表西方崛起的本质;改用鲁迅对其讽刺的话说就是:西方人流的汗都是香的,或西方人从不流臭汗。片子看后给人暗示出结论只能是:中国要崛起,就得学人家西方人流香汗,不流臭汗;流香汗,就得像陈独秀那样穿上洋服,放下武器。378.目下美式西服敞胸露怀,不利于人胸腹保暖,这种服装设计只不过是先民裹衣扎绳装式的简单翻版。而像欧洲和中国这样文明悠久的国度的传统装式多是具有双层护胸暖腹功能的“大襟袄”式设计,这种设计最有利于人,尤其老人的肠胃健康。381.同为“邪恶轴心”,萨达姆自废武功,自觉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为国际法可以帮助弱小民族,结果自己却被送进“特别法庭”;金正日说干就干,进行了核试爆,美国却立即表态无意军事打击朝鲜,结果朝鲜又被邀参加了半岛N轮会谈。382.萨达姆死了,使人想起了宋江。萨达姆造反成功后不久就投降美国,然后就去打伊朗,打不过伊朗又去打科威特。在美国入侵前,他彻底背叛曾与他共同奋斗的“梁山好汉”们,主动销毁了最令美国人害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结局与宋江被毒死的下场无异,萨达姆为美国大兵从地洞里拖出后不久,就送上了绞刑台。384.航母不是一般的战舰,它也不仅仅属于海军,它是一个集海陆空及一切最先进军事技术为一身并在全球范围具最机动性质的作战平台。它本质上是国家作战力量而不仅仅是海军作战力量的标志。其次,航空母舰是与经济发展概念相联系的因而具有攻势性的军事工具,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攻势社会运动。没有航母,我们在国际上任何重大涉我事件中,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发言权力;没有航母,我们就不能对影响我国海外安全的行为,在其初始阶段实行制止;最后,没有航母,中国日益卷入世界的巨大的海外利益就不会有实质性的保障,从而中国国内经济就会因资源进口和利润回流中断而发生危机并由此阻碍中国崛起。385.外空信息技术、空中预警技术、陆海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这三大不可分割并有机联系的技术链环是未来中国国防现代化必须攻克的关键。未来的中国的海权不应当只是海军的事,它实际是国家总体国防力量的集中表现,它应是外层空间、空中预警两大技术链拉动和引导下,集陆海空导弹精确打击技术并被应用于海上作战的力量结构。386.在海上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必有大国插手。现在印度都知道要关注亚齐问题。亚齐是马六甲西北出口处的属于印尼的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目前亚齐部分人要搞独立。根据历史经验,亚齐从印尼的分离将会成为必然。历史上看,凡是海峡密集的地方必然出现小国,巴拿马、厄里特里亚、塞浦路斯等都是这样。388.马寅初用市民眼光研究中国农村的成果,在中国小农经济形态改造之前是不可能推行,更不可能实现的。当时如果像现在这样一家只生一个,就可能使许多农民家庭失去男劳力。而没有男劳力,这家的地就没人种。没男人种地,对小农业家庭而言,与“绝后”一样,可是天大的事。小农业生产方式规定了它就得靠人的自然劳力在小块土地上完成自家的整个生产。人多力量大,确是当时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基本规律。392.未来中国的军人要有世界眼光,这是美国人教给我们的经验;未来的中国外交要从本土防卫政策向地区性守成政策转化,从内敛型守拙政策向外向型积极防御政策转化,长期经营于亚洲,与邻为善,为中国百年国运打下深深的根基。398.不管大国争霸的历史条件多么不同,争霸战略如何诡谲多变,但它们对弈的地缘政治“棋谱”大体是不变的。通过读史可以发现,这个“棋谱”所反映的大体说来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一个中心,就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两个基本点,就是大西洋及其两岸地区与太平洋及其两岸地区。如果把英美这样的海洋国家比作“矛”,那么其争霸路径基本上就是:遏制两翼,围堵中亚,死保印度洋。如果把法国、德国、俄国这样的内陆国家比作“盾”,那么,其争霸路径则与海洋国家正奇相合,即两翼突破,决战中亚,拿下印度洋。不同的是,由于历史条件和战争手段不同,大国争霸“棋谱”中的“两翼”的概念也有差异;相同的是不管历史条件和争霸手段多么不同,双方争夺印度洋,尤其是争夺印度洋北岸的目标却是相同的。401.国民党政权垮台的外部原因是军事失败,就在辽沈战场连连败北的情况下,而在国统区实行的大力度银行改革则是从内部击毁蒋政权的关键力量。蒋介石垮台前夕,江北共产党军队的攻势和江南的通货膨胀都已不可遏制,而此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还在敦促蒋介石必须实行“最彻底的改革”。无独有偶。就在中国政府大力扭转严重的社会分化现实的当口,2006年12月美国财长保尔森率团访华前夕也在“要求中国加快市场开放步伐”。二者比较,司徒雷登的建议有利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成功,而保尔森的“要求”则会从内部加剧中国社会分化并为在东海可能出现的外部危机作好铺垫。402. 国家的生命期与所谓“民主制度”并非产生必然联系。比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张伯伦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斯大林在希特勒面前反应都迟缓并都受到重创;美国政府也是在国会的压迫下走上朝鲜和越南战场的,终于导致国家衰落。而尼克松与中国改善关系,拯救美国于战争泥潭,还是在国会不知情的情况下实现的。可以说没有尼克松的“秘密”外交,就没有美国后来战胜苏联的历史。404. 妈,女马,不敬诬字。它最初可能指从其他部落掳掠来用于干活和生育的女奴。与其他家畜关于一所,视同女马。[6]奴隶的养母称“妈”,本部族养母曰“母”。奴隶身份解放后,母、妈二字通用。今人生活中“老妈子”之说便是上述古意识在后世的延伸。409.国际博弈遵循几何学“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的原则;用国际政治专业术语说,就是一个国家不能和两个大国同时发生冲突。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有力量可以与两个以上的大国对抗。古罗马人开始只是为了自卫,先与北方的高卢人打仗,后又与南方迦太基人发生战争,取得辉煌胜利,后继续向整个地中海国家进攻,结果导致罗马帝国整个灭亡;19世纪初,拿破仑与英国作战,取得辉煌的胜利,继而于1912年轻率深入俄国,其后三年便遭到失败;20世纪40年代,德国希特勒开始跟英国作对,赢得西欧,1941年正在得意之际挥师直奔俄国,其后又是三年便遭到失败;同期的日本开始与中国开战,初期取胜,1941年底又与美国开战,其后还是三年失败;50年代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与中国和苏联对阵,美国三年便败;60年代在越南战场上,美国还是与中国和苏联作对,结果时间是长了些,但也是败得没有面子。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与中美作对,结果苏联很快败阵并于戈尔巴乔夫时期解体。现在小布什更是点名向七个所谓“邪恶轴心”国家叫板,如果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这是老虎吃天,只能是耗尽虎力后一无所获。412.那些不着边际而又满嘴“世界前景无非三种可能性”、“其结果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学者,如冲在国际前台,鉴于他们的真诚和不知疲倦的劲头,确实有着积极且他人不可替代的战略迷惑作用。这些人对中国崛起是有贡献的。塔利班和萨达姆没有这种人材,反将刚上台就喊着中国是“潜在对手”的小布什引向并使之陷入中东。由此,中国在新旧交替因而是比较脆弱之际获得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421.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是《大学》的核心思想,其中关键是“道”、“德”二字。韩非子所谓“夫道者,弘大而无形;德者,核理而普至”(《扬榷第八》), 都是在说事物的共性“道”和个性“德”的关系。太田方解释韩非子话说“道之在物曰理,明验事实曰核”。《辞海》解释得更明白:“‘德’,指具体事物从‘道’所得的特殊规律或特殊性质。《管子心术上》:‘德者道之舍’”。 这用现代话语表述,德,就是具体的时空结构,道,就是其中的坐标系。不明白具体的时间空间,就无从确立坐标;而无坐标,则时间空间也就失去了方向和意义。由此可见,中国古人讲究的是“德”中之“道”,反对的是无“德”之“道”即脱离具体对象的空论。422.“格物致知”,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另种表述。格物,即先确定了事物的“德”性,后知事物的本性。学习之道,在于且也难于先明“实事”(“明明德”);明于“事”,方知“道”;明乎“实事”,方可“求是”。正可谓“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老子《道德经》,本原是“德道经”, 这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中“道”从“德”出,即先讲“实事”(德)再谈“道”理的特点。这种思想到汉时概括为“实事求是” 。后宋人“器”与“理”关系的讨论、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及40年代中国共产党延安“理论联系实际”的整风,都是源于中国春秋时期“德”、“道”关系的认识,是贯穿古今的“事实求是”认识路线的继续。423. 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有可能搞垮毛泽东中国的不是西方的舰炮,而是西方的“糖衣”,那么,在21世纪初能搞垮中国崛起的也不是西方的导弹,而是西方的墨水和赵括、盖达尔们的口水。429. 与恋爱比,生孩子是痛苦的,但生孩子使姑娘成为女人;与军营生活比,战争是痛苦的,但战争使士兵成为军人;与开会讲演比,写作是痛苦、孤冷、漫长的,但写作——如果它是严肃的话——会使灵感成为学问,使才子成为学者,使一堆琉璃瓦,成为记念碑。430. 光打扮不生孩子,那不叫女人;光划拉土地而不打粮食,那不叫农民;光练正步而不打仗,那不叫军人;只开会讲演上电视而不严肃写作,那不叫学者;只主编而无专著,那不叫专家。431.守不住穷,就过不得富。有了最低生活保障,守穷就是守做人的底线。有底线,就有了事业的根基;能守住底线的人,是有事业希望的人。432.警醒于20世纪30年代惨败之中的共产党延安学风,对于今天的中国仍有巨大的指导意义。殷鉴不远。苏联没有倒在西方的导弹之下,而是被淹没在西方人搅和出的盖达尔口水之中;那么,21世纪的中国也不会被西方导弹所击垮,最有可能的也是倒在西方墨水和食洋不化的口水之中。433.人生如攀岩,有人起步抓的藤枝是绿的,却中途跌入深渊,这是由于藤末虽绿而根已腐烂;有人起步抓的藤枝是枯白的,却登上山顶,这是由于藤末虽白而根已泛绿,因而越拉越坚实。445.苏联后期出了问题不能由此否定列宁与十月革命,文革后期出了问题不能由此否定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中国改革后期出了问题不能由此否定邓小平及其改革的动因,这与病人得了病,医生不能由此埋怨病人本不该出生,或认为治病的最好方案是病人立马自杀的道理一样。446.医生看病不应只为宣传自己的理念,而应为治病救人。药方再好,开药方的逻辑再严密,但不治病或治坏了病人,那就不是好药方。学者应当学会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不能只将学问用于所谓“建立学术体系”,不能解决,或根本不想解决中国问题的学问,不是好学问。458. 台湾犹如被美国人绑架了的中国孩子,绑匪的目标并不是要领养孩子,而是要敲诈孩子的父母。如果中国政府不接受绑匪敲诈,那绑匪也无法“撕票”,最终也只能以尼克松“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美辞,将台湾——在挑拨日本与中国为此冲突之后——抛给中国大陆而不是日本。这是因为在西太地区日本是离美国最近的完全海洋型并以海权为生命的国家,而中国则是离美国本土较远的陆海兼容型国家。461. 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也是大国兴衰的一条重要规律。如果说,利用日本肢解中国主体地缘政治板块是一百多年来美国东亚外交的企图,那么借助美国来虚化这一企图从而保住了中国在亚洲的主体地位,则是二战中中国政治家赢得的最大成就。看看1940年前后中国支离破碎的状况,再比较二战后被一分为二的朝鲜、印度,可说中国才是二战中太平洋战场上的最大赢家。462. 朝战和越战中,美国打仗为了老大的“面子”,中国参战则是为了自卫的“里子”。保面子使美国的战争目标失去了底线,保里子则使中国目标始终不出三八线。此间,美国领导人犯了与后来苏联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同样的扮演世界“超女”的错误:风头出尽后便是洋相十足。463. 高考报名如排队上车,选择学校无非是选择排座队还是站队。车开动后,二者的差别归于消失,因为大家下车时面临的世界都是一样的。学校说到底只是一种人生包装,正果与否往往在“九九八十一难”的磨砺之后。467. 如果说19世纪日本侵略台湾的企图是以1872年10月15日吞并琉球开始,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结束,那么,21世纪台湾的命运也必将从中日不能搁置的钓鱼岛主权“争议”开始,而以争议的结果而确定。469. 出色的理论研究,在更多的时候,缺的主要不是知识,而是立场;主要不是毅力,而是说出基于国家和人民立场的真理,尤其因说出这种真理而被边缘化的勇气。476.我们现在五十多岁的学者,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受益者,读书从小学到大学,有的还从本科到博士,都是在国家和人民完全资助下完成的。即使从纯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们也要对国家和人民有所感谢和回报。479.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而不是在哈佛学堂,用中文而不是用英文写的《论持久战》仍是今天国际政治学必读范文,这篇文章让那些埋首于西方学术流派并以此哼哈自喜的学人难堪。这些人常以英文能力,尤其英文口语能力好为荣,似乎觉得:懂英文才能看天书,正如当年王明也觉得只有懂俄文才能懂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480. 基辛格向学生推荐毛泽东的著作,尽管是见仁见智,但这说明毛泽东的书不仅是政治哲学,而且在学术素养训练方面,仍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483. 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仍在享受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留下的巨大物质和精神遗产,如果这时还否定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事业,那不是无知,就是无耻。490. 在20世纪50年代的两次炮击金门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与台湾当局的台海“拔河”中测试出了蒋介石和美国的底线和极限:蒋介石的底线是保住台湾,极限是不将赛绳拉断;美国的极线是希望将赛绳拉断,底限是两岸长期分治。前者只是想赢得与大陆的“比赛”,而后者只想最大限度地利用这场“比赛”,但不愿为这场“比赛”付出任何代价。491. 如果中国自己不出现重大——比如太平天国式的——动乱或分裂,在中美太平洋东西两岸“拔河赛”中,美国希望台海之间拉断赛绳,但不希望中美之间拉断本用于阻挡日本南下的赛绳。因此,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最终会两利相权取其重:以牺牲或部分牺牲台湾的利益换取与中国在全球合作中的战略利益,并将台湾问题作为烫手山芋引诱而不抛给日本,让中国经过与日本交手而取回台湾。美国在二战后留下的“钓鱼岛问题”,就是为这场交手抛在东海的“金苹果”。492. 美国《福布斯》双周刊2001年6月11日刊登英国著名史学家兼作家保罗约翰逊《关于美中关系的七点意见》的文章,认为中国有两条主要边界线:太平洋西岸的海上边界和中亚地区的陆上边界。一条通往战争,一条通往繁荣。美国必须让中国明白,争夺海上边界周围的领土主权只会给自己招惹麻烦,而设法开拓中亚地区的经济机遇将得到美国的赞许、必要时还会得到美国的帮助。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让中国相信,命中注定它的前途在亚洲。498. 萨达姆不懂政治又好作秀,以至临死还不忘尽其所能扮秀态。萨达姆对伊朗和科威特是“横眉冷对”,可对美国却是“俯首甘为”。美国让他交枪就交枪,很像陈独秀和戈尔巴乔夫。美国人说你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他说没有。为取信于美国,他让美国搜身直到裸体。美国此后就出兵伊拉克。布什后解释说,尽管在伊拉克没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是要打伊拉克。为什么,因为萨达姆脑子里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脑子里有也得收拾你。499. 萨达姆背叛了早年的战友。这很像出卖梁山兄弟们的宋江。梁山被“满门抄斩”后,宋江就被毒酒毒死了;伊拉克亡国后,美国人就把萨达姆从地洞里面抓出来,再放在监狱里面让他学美式法律,最后还是被吊死了。死前萨达姆仍不忘秀,很像阿Q:妈妈的,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其实小布什不懂,要打伊朗,还得靠萨达姆。500. 日本的麻烦是不能按身量衣,本来是小脑袋,可明治天皇却给日本订做了根本顶不起的大帽子,硬要做世界大国。从此日本就没过过好日子。所谓“明治大帝之遗策”成了大和民族的精神负担,而日本也由此成了亚洲人民的精神负担。502. 歌还是要唱的,在今天尤其要多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要唱“我们的队伍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应该有这个气度,别老是一天到晚总是爱啊爱。要知道,真爱情历来都是给英雄,而不是给无病呻吟者的。505. 一个民族不能失去原始的力量,失去原始力量就会被人欺负。艺术也是这样。你看汉代的艺术,一块巨石,简单几个线条,浑然一体,大气磅礴,象征那个时代向上的劲头。看看清朝是什么艺术,龙的睫毛都刻出来了,艺术到此,也就死亡了。艺术永远要有大气、要有血气,要有腥气,要有原始野气。你看魏晋南北朝王羲之的字,字体里面透露着中华民族从北到南大迁移中的那种张势。宋、明、清末期多秀才,诗词多婉约,弄那些不着边的东西,结果国家就被打败了。有几个武人,像岳飞、辛弃疾这样的人,也是无力回天。辛弃疾是军人,不幸却成了词人;严复是中国的海军事业的先驱,从英国海军学院回来要振兴中国海军,不幸却成了翻译家。好好一个军人打不了仗,逼得人家去填词,去翻译,尽管词风蒙迈,文字也“信、达、雅”,但比较一下太平洋对面同期的美国及其与严复同时代的海权理论的创始人马汉,真让人扼腕唏嘘。506. 仅凭金钱是解决不了国家安全问题的。犹太人当时有钱,就是因为没有国家,所以叫希特勒整个地送到奥斯威辛去了。从那出来的人组建了国家,这就是以色列。恐怖主义把美国都打了,为什么打不倒以色列?以色列国家小,但爱国心强。507. 有人说,中国出兵朝鲜却丢了台湾。事实并不是这样。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才入朝作战,而在6月份美国舰队就将台湾封锁了。当时斯大林告诉中国,朝鲜战场上打不败美国,中国就再也别想拿回台湾。事实也是这样,中国当时如果示弱,那今天的台海形势就会更糟。也有人说,中国参战是被斯大林“利用”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知道,1945年雅尔塔秘密协定中,苏联拥有在大连、旅顺驻军权和中长铁路的使用权。这些都是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这些利益又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承认。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联极不情愿地表示应当废止这项秘密条约,但主张保留形式。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及中国军人打败美国人的结果,让最具现实主义政治眼光的斯大林也看明白了中国人在朝鲜战场上驱逐的不仅是美国人,也驱逐了苏联人。结果1953年初,苏联将大连、旅顺及中东铁路不折不扣地无偿归还中国。至此,苏联在雅尔塔条约中已吞到嘴里的战略利益又悉数吐出,这对在二战中大获红利的斯大林是一种说不出的楚痛:一场战争下来,在苏联的支援下中国军队由弱变强,还组建了强大的空军,还将美国赶到三八线以南。而苏联却告别了自彼得大帝起就追求而斯大林则刚获得大连和旅顺这两个进入太平洋最便捷的不冻港。中国没有接受斯大林打过三八线的要求,及时在三八线停火。中国军队因此没有透支。现在回头看,如果中国接受斯大林的建议,拒绝停战打过三八线,那中国必然要透支国力,结果反会对苏联会形成严重依赖,并易受制于苏联。果真如此,后来的大连旅顺移交可能就不会那样不折不扣;果真如此,那才叫“为斯大林所利用”。1953年7月中美停战,同年1月苏联移交中东铁路和大连旅顺,3月15日,斯大林病逝。斯人已逝,而在中国——如果再联想起1945年斯大林曾将东北留给中共却没有由此换到毛泽东不过长江的“回报”的难堪经验——问题上,却是甘苦自知。508. 1962年的中国形势真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中国国内正面临严重自然灾害,蒋介石在东南准备反攻大陆,苏联在北方制造居民“外逃”事件,印度借机在中印边境燃起战火。但毛泽东总体上还是认为印度是朋友,不能真打,一仗下来,只是将印度的屁股打响了些,并没有让它伤筋动骨。同时在战争规模上,毛泽东也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不让第三国卷入。在时间上毛泽东巧妙利用了古巴导弹危机,10月20日,美国封锁古巴海域,苏美剑拔弩张。当天中国全线反击。11月20日,赫鲁晓夫与肯尼迪妥协,同意拆除导弹基地。第二天中国也对印全面停火。一月后,中国又将印度俘虏养得黑胖黑胖,把印军的枪擦得干干净净交还给他们。战争结果与朝鲜战争不同,朝鲜战争要将美国逼到三八线,而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则意在打出持久和平。研究一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它与诸葛亮七擒孟获,曲异而工同。其目的不仅仅是打赢,而是长期稳定大西南。今天看来,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大张大合,但张合有度,毕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令后人扼腕赞叹。反观毛泽东出手过的东北和西南,至今无战事。510. 有位美国人说过,他们不怕中国军事现代化,就怕中国军人毛泽东思想化。历史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会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真正灵魂和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513. 美国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保护的是伊斯兰人,可仅仅两年后,就在反恐战争中打伊斯兰人。为了牵制中国在东部海区的力量,将来它必然要在中国西陲边境再次“保护”伊斯兰人,这与19世纪末英国扶持日本以牵制俄国南进印度洋的道理一样。美国历史学家戴维贝尔加米尼在《日本天皇的阴谋》中披露:1945年8月23日,即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8天,日本便组织一个“招待同盟国士兵‘游兴会’”。在几周之内,该会便在东京开设了33处服务性企业。位于东京商业区的一家大军需工厂被改造成一座被称之为“柳溪”的饭店。“在禁止美国大兵入内之前,它已经有了一条由250名姑娘组成的‘生产线’,平均每天接客限额为3750名美国大兵”。当时日本的“一群群豪门才女邀请了艳名远噪的艺妓并向她们传授取悦男人的诀巧”。(商务,1986版,第194、195页)517. 与橡皮圈某边过于伸展就会被扯断,而过于收缩也会改变其周长的道理一样,在多边的国际关系中,国家不管大小,其国力伸缩的时间和空间均有其不能越过的极限和底线:越过极限扩张和没有底线的收缩都会导致国家的崩溃,并由此产生的国际体系——比如拿破仑体系、维也纳体系、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及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等——的瓦解和重组。因此,对国家力量,尤其是对大国国力伸缩极限和底线的研究,是国际关系及建立其上的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关键环节,也是国家崛起时空研究的关键环节。2007年7月16日,日本遭遇1995年神户大地震以来最强烈的一次地震,地震导致距离震源9公里处的世界最大核电站柏崎刈羽核电站起火并发生泄漏。泄漏的水已经通过排水口排入大海,排放水量约合1.2立方米。据报道,目前,柏崎刈羽核电站已暴露出50多个问题,包括变压器起火、含微量放射性物质的水泄漏、装有低水平放射性废弃物的罐子倾倒、螺丝断裂以及漏油等。这表明,21世纪在日本制造核灾难的将是日本人自己1938年11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倭人气量短窄,事尚彻底,非死即生,决无对弱者中途妥协与让步之理。”萌生于明治时代的争强政策,使日本经历了从明治前期的“大和”到昭和后期的大“核”的生死变化,更可怕的是,这种变化迄今也未结束。522. 朝鲜战争中,美国在时间和空间上均越过其国力极限,因而败得既没面子也没里子。而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将手伸出了其国力不可承受的空间极限,但这一失误却很快以时间上的收缩而受到矫正,尽管失了面子却保住了里子。523. 在中印之战中,毛泽东恰当地把握了国力伸缩的时间和空间:我方长距高寒的空间劣势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大张大合的时间优势而弥补,等到争执于古巴的苏、美和国会争吵不休的印度三家醒过神来,毛泽东已全胜收兵。一仗下来,既赢了面子——中国人打出了威风和气势,也赢了里子——中国人在西南打出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与安定。524.1962年在北方苏联、东南蒋介石、西南印度的三面压力中,毛泽东虚修东南“暗道”——布兵东南,多多益善,实渡西南“陈仓”,——出手西南,迅猛如雷且攻其不备。结果是高调轻拳从西南打开四面僵局,其手法似是“四渡赤水”的重演。525. 与同期的美苏领袖比,毛泽东一生稳蹲“马步”,善亮短剑,剑锋所向,攻其不备。即使长期出境作战,也兵不出周边,而不是像杜鲁门和赫鲁晓夫那样劳师征远。这使战争在时间上的长期劣势得到战场空间的近位优势弥补。这些军事艺术终使新中国冲出先是美国后是苏联的围追堵截,其过程似是“四渡赤水”的重演。526.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大型文艺晚会”有了“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主题,多了军人的刚性,多了硝烟味,少了虚浮气,没了粉脂气,有实功之人前排就座,这就是国家的希望。529. 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活着十三亿人,其中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的人可以将自己移居国外,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都必须与自己祖国命运联系在一起。因此,学者的学术活动只有与中国及其中绝大多数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不朽的生命力。530. 司马迁之所以为人赞颂千年而不衰,多是由于他只给后人留下了文字。现代一些学人之所以只领风骚三五年,是由于他们不是在努力做好文字基本功,而是在努力寻找各式机会以“全方位地展示自己”,其结果反留下许多不是。536. 倡导“学而优则仕”的孔子一生想作政治家,为此颠沛流离,东躲西藏,《论语》中充满了“逝者如斯”的践行精神,结果还是文人的命!孔子至死也想不到他的命运竟如此富有戏剧性:不求,上进;求之,反而不得。538. 现实的国家运动跟人的理论思维活动不一样。理论研究能收放自如,可国家,特别是大国,尤其像中国这样大国的现实运动则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启动已极不易,收住则更难。中国犹如巨型列车,启动不能不猛,不猛则不能达到效果;但由于国家太大,刹车又不能太快,快了就容易翻车。比如“文革”,来势很猛,原计划只有几年,结果还是拖了十多年,就那还刹不住车,副作用很大。可见,为政者比学者更需要时间。539. 一些学者在进入政界后,往往将学术“立言”规则用于政治“立功”。他们不懂“为治不在多言” 的道理,不愿将大量时间用于下面细致的人事及其思想工作,而是愿意在台面上表达其“新思维”。他们论人主才气,论事以奇新,行文断字则以所谓“逻辑”、“框架”或“范式”论高下,全然不顾实际运作的可行性。其结果往往因不适应而苦恼。历史上有太多的才子——典型的如唐朝李白——在从政路上被折腾得丢魂落魄,更有许多还无谓丢了性命,但至死仍不知其所以然。540. 为政者侧重“立功”,学者侧重“立言”。立言多依重逻辑。熟练运用逻辑是学者的长处,只要逻辑成立,学者完全可以提出诸如“上帝死了”之类的命题。但逻辑的极限便又是学者的短处所在。立功则多依重经验,而经验恰恰是人类弥补逻辑不足并实现逻辑改造的重要工具;在相当的情况下经验还是反逻辑的。541. 与面对纳粹德国的突然崛起,布哈林书本上的国家建设逻辑不得不让位于斯大林的斗争实践经验的道理一样,在偶然性,尤其是在偶然突发的重大历史事件面前,学者的“逻辑”,尤其是所谓“科学”的逻辑,往往会集体失语并让位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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